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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东柞蚕的生产发展与传播推广
发布时间:2019-07-11        浏览次数:        

  山东是我国柞蚕生产的发源地,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西汉时期。但其作为一项农业经营,直至清代才有显著发展。其间,柞蚕放养技术日臻成熟,生产经营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一项重要的商业性农业经营。与此同时,山东柞蚕及放养技术也在全国范围传播推广,对促进我国柞蚕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柞蚕是以柞、槲等树叶为食的一种野生蚕种。在古文献中,为了与食桑的家蚕区别,通常把柞蚕及食其他树种的野生蚕统称为野蚕或山蚕。

  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先秦时期,在山东半岛地区的山陵地带就分布着丰富的柞槲树资源,为柞蚕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东汉伏无忌《古今注》记载:“(西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东莱郡东牟山有野蚕为茧,茧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万余石,民人以为蚕絮。”汉代东莱郡即山东半岛烟台地区,东牟山在今牟平县境内,可知我国最早对柞蚕的认识与利用,源于山东半岛地区。文中所称的东莱野蚕,即为柞蚕,可见至少在西汉时期,山东半岛的劳动人民就对柞蚕的经济价值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利用。

  汉代以后,有关半岛地区柞蚕利用的记载较多,当地劳动人民利用柞蚕茧缫丝织绸成为半岛地区的传统生产,但当时人们对生长在自然界的柞蚕仅仅是任其“自生自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仅停留在“坐收其利”的自然利用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对野生柞蚕进行有意识的人工驯化放养阶段。

  宋元以后,随着人们对柞蚕生活习性认识的逐渐深入,为从中获取更大更稳定的经济收益,开始对柞蚕进行有意识的人工驯化放养。至明中后期,山东地区的部分蚕区即已普遍实行了人工放养柞蚕。

  明末清初人孙廷铨(山东青州人)在《山蚕说》中写道:当时在鲁中山区的农家,放养柞蚕已“与家蚕等”,“蚕月抚种出蚁”,“即散置槲树上”“听其眠食”,“食尽,即枝枝相换,树树相移,皆人力为之”;为了防止旱涝、病虫及鸟兽的伤害,蚕户“饲蚕必架庐林下,手把长竿,逐树按行为之,察阴阳、御鸟鼠”,以确保蚕儿不受侵害。由此可知,明代山东柞蚕的人工放养技术已较完备,放养柞蚕在山东山区已是较为发达的家庭副业。

  入清以后,山东柞蚕人工放养技术进一步完善成熟,从择育蚕种到人工植柞都形成了一整套技术措施。雍乾之际,山东宁海人(今牟平县)张崧根据家乡一带的柞蚕放养及缫织技术经验,著有《山蚕谱》一书。乾隆九年(1744),山东官府奉旨将柞蚕人工放养技术加以总结,纂刊成《山东养山蚕成法》,这是目前现存已知最早的关于放养柞蚕的专业技术文献。乾隆三十二年(1767),山东潍县人韩梦周在安徽来安县任上,参照《山东养山蚕成法》编写了《养蚕成法》,扼要介绍了柞蚕饲养及柞树种植的技术方法。光绪末,山东宁海人王元诞结合清代以来放养柞蚕的新经验和新技术,编写《野蚕录》一书,从择育蚕种、野外放养、人工植柞等方面系统总结了柞蚕的人工饲养及柞树的种植养护技术。在清代,山东蚕农从柞蚕的择育放养到柞树的种植养护,均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技术措施,表明山东柞蚕的人工放养已进入成熟阶段。

  在实行人工放养前,柞蚕生产完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发展。随着人工放养技术的不断完善成熟,蚕农通过对蚕种的择育驯化,柞蚕品质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生产效益有了明显保证,柞蚕生产的经营也有了扩大发展。

  明代以前,山东柞蚕放养区域主要局限于胶东半岛的牟平、蓬莱及鲁中的齐州(今济南地区)等地,其他地区因受柞树资源及放养技术的限制,没有或很少从事柞蚕放养。直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放养技术的逐渐提高,放养地区才始有扩大。

  入清以后,放养柞蚕在山东的分布地区进一步扩大。在半岛地区,据乾隆《栖霞县志》记载:“自康熙三十年(1691),诸城人教之植柞树饲山蚕”后,放养柞蚕遂成为栖霞农家的农副产业。在柞蚕主要产地的牟平县,据该县人王元綎所著《野蚕录》记载:“康熙丙戌(1706),学政王汝岩,始自青州募人来,教民蚕,并督民植柞。”

  在威海,清代以后蚕农既放养柞蚕,也放养其他山蚕,秋后成茧,“椒茧、樗茧谓之小茧,柞蚕谓之大茧”。位于半岛东端成山角的荣成县,“山岗宜松柞,可饲蚕,柞槲之蚕名蚖,成大茧”。清中后期,胶东“沿海各县,遍山弥谷,植柞成林,土人就柞放蚕”,柞蚕放养差不多遍及整个半岛地区。

  在鲁中南地区,康熙年间青州府所“属山中,民多种树务蚕,名为蚕场”。乾隆时期,泰安府所属七县“山麓(柞树)殆遍,槲之大者为橡,饲蚕宜小树,土人所谓桲椤科也”。而在沂州府的沂水、蒙阴、费县等山区县,“皆有以槲叶饲蚕成茧者”。

  清代,柞蚕放养除在胶东半岛及鲁中南山区各县普及扩大外,更渐及平原丘陵地带。如青州府寿光县“少山,而椒椿樗柘所在有之,蚕不待饲,食叶成茧,各以其石,与桑蚕同功”。兖州府曲阜县,乾隆年间处于丘陵地带的农家“近多尚山茧”。沂州府日照县,幼蚕于“清明后十日分树上,五十日成者为春茧,夏至后分树上,四十五日成者为秋茧”,春秋两季都有放养。

  总之,清代山东的十府之中,除东昌、曹州及武定三府因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之外,柞蚕放养已遍布其他七府。

  清代以前,蚕农主要利用天然柞林放养柞蚕,放养规模受到限制,难以扩大发展。入清以后,为扩大生产规模,蚕农不再满足于利用天然柞林,而是在荒山坡地人工植柞以扩大放养规模。尤其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东巡抚阿尔泰推行“令民间就山坡隙地,广植桲椤,免其升科”政策后,更引发了广大蚕农扩大营造柞林面积的积极性,出现了“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柞槲)”的局面。

  人工植柞的山地亦称“柞岚”,在主要蚕区,柞岚“不论顷亩”,“遍山弥谷”,比比皆是。如半岛地区的牟平县,自乾隆年间扩大植柞后,“柞树几遍全境”。福山等县的蚕农除在山峦地带营造柞林外,“竟有植柞于河岸者”。鲁南地区的兰山县自乾隆以后,山区人造柞林“弥望皆是”。鲁中地区的泰安府,境内多山地,为扩大人造林面积,乾隆年间地方官府收购柞槲树种“发给贫民,设法劝种”,并明文规定“所种(柞槲),三年之内严禁剪伐”,数年后,泰安府所属七县“山麓(柞槲)殆遍”。

  用于布放柞蚕的柞岚亦称“蚕场”或“蚕岚”,一般占地三四十亩的柞岚可以放养五六万只柞蚕,“蚕场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则二十余千或十余千不等”。各种规模不等的蚕场或蚕岚,在鲁中南地区“山必有场,种桲椤以养山蚕,岁出山茧山绸无算”。在胶东半岛一带亦“几乎无山不有”,“其养蚕成茧亦与山等”。足见柞蚕生产经营已颇具规模。

  柞蚕业属于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的生产部门,与其他种养产业相比,具有投入少收益大的特点。与粮食种植业相比,清代,山东一亩上等粮田的年收益银(指两季收成)通常一般在5—6两之间,而“每蚕一亩,可得五六十金、七八十金不等”,蚕田是粮田收益的十倍。因此清代山东蚕区曾广泛流传“一亩蚕,十亩田”之谚。

  在大规模人工放养以前,柞蚕放养作为农家副业仅是农家自然经济的补充。“有柞不放蚕,必定过欠年”这句农谚正是对农家经济所起补充作用的真实写照。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在《夜宿蒙阴(今山东蒙阴)》一诗中说:“野蚕养就都成茧,村酒沽来不费钱。”说明在清代以前,山东蚕区农家所从事的柞蚕生产并不算是商品性生产。

  清康乾以后,随着柞蚕生产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生产经营有了明显发展,在主要产区相继出现了一批“以养蚕为生,种柞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的柞蚕放养专业户。其中有些专业蚕户,恃财力雄厚、经营有方而成为柞蚕生产的大经营者。如在鲁中南蚕区,出现了“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之富”的经营大户;在胶东半岛蚕区,也出现了“山居富有之家,动谓有几把剪柞岚,盖放一千蛾者即谓一把剪”,“问富者至数蚕场以对”的生产大户。

  经营如此规模的柞蚕生产,早已超出自用范围,这是明显面对市场以获取更大利润的商业性生产。商业性生产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柞蚕产品,因而在山东各蚕区也相继形成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柞蚕专业化市场。如在鲁南地区的沂水、费县等地,“每至茧成时,各集卖茧,堆积如阜”,“城市镇各处设肆收买,土人呼为丝市”。这类由柞蚕产地形成的初级市场几乎遍及蚕区各县。在半岛地区,柞蚕专业化市场非常普遍;在鲁中的临朐地区,柞蚕茧丝先由各初级市场集中在冶源、五井等市镇,然后“皆集益都,逐末者转鬻”于周村、济南等地,“贸迁之远兼及泰西诸国”。从而形成了产地、聚散与终点三级市场网络。

  在清代后期,随着商业性柞蚕生产的发展,柞蚕产量及商品化程度都有大幅度提高。道咸之时,仅沂水一地,“岁出山茧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卖,设经纪以抽税,岁入数千金焉”;临朐“岁计其通常获银百数十万(两)”,是本地进项最多的产业之一。柞蚕茧丝也是半岛地区各县的主要大宗外销商品,在清末国门渐开的进程中,柞蚕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出口量大幅度增长,从而进入到世界市场之中。

  随着清代柞蚕生产的扩大发展,放养柞蚕逐渐显露出不占农田、利倍功半等优点,且由于当时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商品意识的增强,加之朝廷的鼓励和地方官吏的倡导,山东柞蚕及放养技术逐步推广传播至全国。以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旨令山东官府编纂《山东养山蚕成法》明令推广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前一时期,山东柞蚕放养技术主要是通过一批在各地的鲁籍地方官员自发引进与传播。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虽有丰富的柞槲资源,但因民间并无饲养柞蚕的习俗,也不具备放养的技术,因而限制了柞蚕的传播发展。清代开始,由于地方官员,尤其是鲁籍地方官员的主动作为,柞蚕放养又由山东推广到全国。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诸城人刘棨任宁羌州知州,从山东引进数万只种蚕,在宁羌放养,大获成功,当地人感念这位刘姓知州,将“柞蚕绸”称为“刘公绸”。雍正、乾隆年间,汉阴知县郝敬修(胶州人)、绵竹县令安洪德(聊城人)、丰都知县王荣绪(青州人)、来安知县韩理堂(潍县人)、大邑知县王隽(胶州人)、遵义知府陈玉壂(历城人)等先后将山东柞蚕引养至陕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如乾隆三年(1738)历城人陈玉壂任遵义知府,因不熟知当地气候时节,屡次引种失败,历经五年多次购种试种,于乾隆八年(1743)蚕获“大熟”,终获成功。陈玉壂于遵义城东的白田坝设立织绸工场,由从山东招募来的织绸工人传授织绸技术,进一步促进了贵州柞蚕业的发展。当地人民为感激陈玉壂引进柞蚕的功绩,特为其“立专祠祀之”。在这一时期的柞蚕传播过程中,不少有志于与民兴利、造福一方之士,不畏失败,多次引进,为柞蚕生产的传播推广作出了可贵贡献。

  通过前一时期的自发引进传播,扩大了人们对柞蚕经济价值的认识,很快引起了部分地方大吏的重视。乾隆八年(1743)冬,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请朝廷将山东柞蚕放养之法“详细移咨各省”。乾隆皇帝于乾隆九年(1744)下旨,令山东官府编纂《山东养山蚕成法》分发各省,谕令各省督抚“听其依法喂养,以收蚕利”。自此,山东柞蚕放养技术遂在全国传播开来。

  与山东毗邻的河南、河北和安徽三省,自朝廷明令推广后,均先后引进柞蚕放养。在河南,据乾隆九年(1744)河南巡抚硕色奏称:“近有东省人民携茧来豫,伙同放养,俱已得种得法。”在河北,柞蚕引进的主要产区在太行山麓一带,如位于太行山中麓的临城县,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李应虞(山东东平县人)“招蒙阴蚕工教之”,“临城蚕利之兴自此始”。在安徽的大别山区,来安知县韩梦周(山东潍县人)参照乾隆九年编纂的《山东养山蚕成法》补充改写《养蚕成法》,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从山东招募蚕工,指导放养技术。

  在这一时期,一些与山东相距较远的省份如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地,也相继引进推广柞蚕放养技术。东北地区由于有大批山东地区的贫苦农民“闯关东”谋生,因而柞蚕人工放养技术也随之传到关外。“东三省柞蚕饲育之起源……由山东移民携种来此散殖,此后,交通便利,移民来此日益频繁。”传入的具体线路有二:一是由山东经河北出关,通过陆路传到辽西地区。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塔子沟纪略》记载,乾隆前期即有“山东种地人自伊本省携带蚕种出口试养,以后人争效之,至今放蚕者众”。塔子沟即今辽宁省凌源县,位于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交界处,柞蚕传到这一地区后,很快向内蒙古地区传播扩展。另一条线路是从胶东半岛横渡渤海,通过海路传到辽东半岛的金州、复州、熊岳、盖平、海城一带。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实录》记载,流入到这一带的“山东流寓民人,搭盖窝棚,俱以养蚕为业,春秋两季,放蚕食叶,分界把持。事必,则捻线度日”。乾嘉之际,柞蚕放养向北扩展到辽阳、铁岭及开原等地;道光时又扩展到吉林海龙西丰一带。王元綎在《野蚕录》中记载,自金州至西丰,“南北长至一千数百里,其饲蚕者以登莱(人)最多”。柞蚕传入东北地区后,传播发展迅速,至清代后期,其放养规模已超山东,成为我国最大的柞蚕放养地区。“奉省自昔无所谓蚕利,前清嘉、道间有鲁人某流落于奉,窥见林木中有柞,遂仿照齐鲁士人放蚕子多种,按法试放,而生息之繁,不减齐鲁。由是,转相仿效,渐次推广,竟开一亘古未有之绝大利源。浸淫至今,日益发达。”在东北地区的柞蚕生产发展过程中,广大流落关外的山东劳动人民功不可没。

  在清政府的明令推广下,过去已引放养柞蚕的省份,其放养规模也进一步扩大。陕西作为较早引进柞蚕的省份,在乾隆九年(1744)以前,仅局限于宁羌及终南山部分地区,自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一年的两三年间,引进地区扩展至凤阳府、汉中府、西安府、商州府等所属州县。另外,像贵州、四川、山西等省的柞蚕生产规模也在这一时期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发展。

  清代后期,在与柞蚕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同时,山东柞蚕放养技术也向海外传播。1876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国内丝纺织功业生产发展的刺激下,有日本商人从山东烟台购进柞蚕种在日本长野一带放养,“饲育日繁”。次年,日本北海道开拓使厅的黑田清隆也曾从山东引进柞蚕在北海道放养。同一时期,法国著名蚕丝专家纳塔利·隆多(Natalis Rondot)来我国考察蚕丝业,并于1878年向万国博览会提交的《丝绸》报告中辟专章详述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王元綎在《野蚕录·外纪》中记载,“泰西各国初亦不知野蚕饲育之法,法人游于蒙谷,得野蚕种以归,试养于树,生育甚旺,而各国效之”。柞蚕放养技术通过各种途径,不仅传入日本、朝鲜、俄罗斯等邻国,更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欧洲各国,源于山东地区的柞蚕生产为世界柞蚕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选编自陈冬生《清代山东柞蚕的生产发展与传播推广》,《古今农业》1994年第1期管家婆马报资料